2019年天津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：痼疾难除拷问执法刚性

痼疾难除拷问执法刚性

　　餐饮行业存在的一些乱收费问题长期困扰着消费者，其中设置最低消费问题尤为突出。《工人日报》记者近日在北京调查发现，一些餐馆仍存在包间设置最低消费的问题，如王府井东街附近的一家餐馆规定人均最低消费500元。广东省消费者保护委员会最近抽样调查了省内100家餐馆，结果发现有47家设置了最低消费门槛，占比接近五成。

　　餐饮业最低消费问题由来已久，在许多地方还是普遍性存在，不但涉嫌霸王条款，侵犯消费者的选择权、知情权、公平交易权，还有违绿色消费原则，助长了盲目攀比大吃大喝奢靡浪费之风，消费者饱受困扰，社会多有诟病。之所以最低消费痼疾难除，并非监管层面存在法律“真空”，而是有禁不止、有令不行，拷问执法监管的刚性。

　　2014年2月，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餐饮业“禁止自带酒水”“包间设置最低消费”属于霸王条款，消费者可以起诉维权。这条规定具有“准司法解释”的性质，实践中具有指导意义。

　　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的新版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规定，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、通知、声明、店堂告示等方式，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、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、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、不合理的规定，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。

　　2014年11月，商务部、国家发改委发布的《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(试行)》明确规定，禁止餐饮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，违者将面临商务主管部门最高3万元的处罚。以上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意味着，“最低消费”问题在法律上有明确的定性，在制度和政策上有严格的约束。

　　餐厅以格式条款设置包厢最低消费，实则是对消费者自主、自愿、公平消费权利的限制，乃至强制交易，属于霸王条款，违反了司法解释、《消法》和上述《办法》的规定，是无效条款，理当摒弃取缔。然而，不少餐饮企业对法律禁令视若无睹，公然以行业潜规则对抗法律明规则，将“最低消费”进行到底，或让“最低消费”以改头换面、巧立名目的形式出现，比如以设置最低消费人数代替设置最低消费金额，以“包间使用费”代替“包间最低消费”，游走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，规避法律的打击。

　　之所以如此，与商家守法经营意识缺失，与消费者维权较真意识不强有关，与法律缺乏明确实施细则有关，也与监管缺位有关。最低消费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例屡见报道，但鲜有不良商家因最低消费被查处的案例。实践中，一些监管部门要么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，要么对消费者的投诉举报消极应付，以致许多消费者面对“最低消费”霸王条款只能选择委曲求全、麻木不仁。如果执法监管充分到位，如果对消费者的维权投诉都能及时有效办理，为何有关法律法规、政策措施已出台多年，一些地方的餐饮业仍然敢于设置最低消费，而且这一现象还比较普遍？

　　法律的生命在于有效实施。要真正叫停“最低消费”，首先要进一步制定法律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，明确界定“最低消费”概念、各种违法情形及其法律后果等，避免商家钻法律“空子”，促使商家诚信守法经营。其次，消费者要擦亮眼睛，学会搜集证据，敢于依法维权。再次，关键还要大力凸显法律的刚性，执法监管部门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主动亮剑执法，常态化进行执法检查，对消费者的举报积极查办，对违规者予以通报、罚款，有效惩戒违法行为，加大商家违法成本，形成违法警戒效应，真正触痛不法经营者的“痛处”，让法律真正成为消费者合法权益的“守护神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