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9年天津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：拿孩子挣钱愧对“学校”二字

拿孩子挣钱愧对“学校”二字

　　“班主任说，那儿有网吧、健身房，每天的工作也很轻松，一个月还会给3000元工资。去了才发现，每天从早到晚组装灯泡，并没有工资……”说起自己遭遇的“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”，15岁的西安技师学院的一年级学生李丁认为，是学校欺骗了他们。（见11月26日《华商报》）

　　说是社会实践，却机械重复地在流水线上劳动；说是工学交替，到了厂子却只是组装灯泡……天花乱坠的待遇灰飞烟灭，无限美好的承诺悉数爽约。虽然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尚未发声，但就校方漏洞百出的回应来看，此事依旧难逃李代桃僵的诸般质疑。

　　如果是正规实践，校方何苦要编造“有网吧、有健身房”的谎言？明明不少孩子未满16岁，为什么校方要再三扯谎说“所有的学生都是满16周岁的”？既然是社会实践，是否有必要收了学生的身份证来“代为管理”？既然是要“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，感受社会的竞争压力”，为什么与专业不挂钩、还非要从西安千里迢迢跑到浙江嘉兴去？

　　连哄带骗地把不满16岁的孩子往流水线上赶，不让休息、不给薪资——这当然不在劳动法或劳动合同法调整的范畴内，但这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“社会实践”，除了贱卖了学生的劳动力，在教育层面又究竟有几分价值呢？

　　值得警惕的是，这种“社会实践”或“顶岗实习”何以禁而难绝？几个月前，陕西航空技师学院机械数控加工专业的300名大二学生同样遭遇了奇葩事：专业是机械数控加工，学校却强制让去广东的电子厂实习4个月，不实习还疑似不给毕业证。东窗事发、媒体曝光，关键是，“然后呢”？

　　不客气地说，这些年来，一些职业技术院校业已成为拿孩子挣钱的职业掮客，自由游走在教育和市场之间。在劳动力价格飙升、用工成本激增的当下，职校技校生很容易成为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“唐僧肉”，一旦教育主管及市场监督部门对“社会实践”及“顶岗实习”缺乏有效监管，逐利冲动之下难免乱象频生。

　　15岁的孩子，被一路绿灯送到千里之外的灯泡组装线，背后究竟有多少或明或暗的环节与程序失守失责？这大概不仅是职业教育亟待纾解的现实问题。我们应切实构建一种制度共识：任何一所技校都不能拿孩子挣钱，要有红线有底线，确保职业教育走上正规发展之路，让工匠精神真正传承下去。